原创 亮叔一 亮叔行动学 2024-04-24 12：16
欧阳修的不服从。
01
1070年，63岁的欧阳修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
作为地方大员，他公然违抗朝廷政令，在自己管辖的青州，叫停了正在实施的“青苗法”。
官员对朝廷政策表达不同意见，很正常。但像欧阳修这样直接付诸行动，则是一次重大违规违纪行为。
欧阳修和主持变法的王安石没有矛盾，两个人私交不错。
多年前，作为朝廷大佬和文坛领袖，欧阳修不止一次地提携和举荐过王安石。他写信指导王安石写作，还给他赠诗：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赠王介甫》
意思是，年轻人，我很看好你。你的诗歌文章，可以跟李白、韩愈相媲美。未来的世界里，你注定独领风骚。
王安石也很尊重欧阳修这个名满天下的前辈，视之为自己的知己。
在变法之前，两个人并没有任何矛盾。
02
那么，王安石的青苗法，为什么会激起欧阳修如此激烈地反对呢？甚至不惜为此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要知道，此时的欧阳修已经因为年老体衰，主动退出了权力中心。他的人生，已经没几个年头了。
如果因为忤逆朝廷而被降罪，很可能会毁掉自己平静的晚年，让自己辉煌的人生（此时的欧阳修已经名满天下），迎来一个悲怆的收场。
欧阳修的老朋友富弼，就因为在自己主政的毫州拒不执行青苗法，而遭到贬官处分。因为此案，毫州各级官吏遭到审讯拘禁，17人被罢免。很多支持新法的人甚至叫嚣着，变法需要流血，斩几个欧阳修、富弼这样的元老大臣，变法就畅通无阻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人，都是文人学者，喜欢纸上谈兵，缺乏主政地方的经验，所以才会反对王安石变法。变法之争，是理论派和实干派之争。
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欧阳修有着长期主政地方的经验，先后担任滁州、扬州、颍州、青州等地长官，为官期间，他深受百姓爱戴。主政滁州离开后，当地百姓想念他，“自发地为他建立生祠，岁时祭祀，祈福求祥。”主政南京时，百姓们称赞欧阳修为“照天蜡烛”（类似于欧青天）。
同样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韩琦、富弼，都是有着几十年从政经验的一代能臣，在朝野间拥有崇高的声望。
变法，根本不是什么理论派和实干派之争。
03
所谓青苗法，是指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向农民提供贷款。
官府赚取利息，农民也能靠着贷款，熬过艰难时光。用王安石的话说，“不加赋而国用足”。意思是，不增加百姓负担，却可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
用现代经济学来解释就是：交易创造财富。
然而，作为地方长官，欧阳修看到的现实却是：
自愿借贷变成了强制借贷，所谓的“低息贷款”变成了高利贷，原来是地主富农放高利贷，搞得很多百姓家破人亡；现在是官府衙门放高利贷，搞得很多百姓家破人亡。
欧阳修一次次上书反对，但如石沉大海。
此时的王安石，早已不是那个他可以指点对方如何修改文章的年轻人，而是帝国政治的操盘手。欧阳修在他眼里，也不再是敬仰的前辈，而是一个迂腐的老人，是阻挠变法的绊脚石。
在王安石眼中，凡是反对变法的，都是“流俗”，都是浮云，都是不值一提的乌合之众。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登飞来峰》
针对欧阳修的重大违纪行为。朝廷没有处分他，只是叫停了他的叫停，并进行了公开批评。
毕竟，如果降罪于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老政治家，会有损朝廷脸面。
欧阳修也上书检讨，承认自己错了。
欧阳修年轻时追随范仲淹等人变法，以正人君子自居，得理不饶人。动辄弹劾反对派是奸邪小人，为此屡遭打击报复，却初心不改、一往直前。
然而，面对王安石变法，他纵然心里万般不认同，却没有像年轻时那样，“战斗”到底。
《欧阳修传》的作者章敬平感慨说：
“如今的欧阳修，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嫉恶如仇的青年监察干部了，再也不是那个敢写诗谴责全国三军统帅的血气青年了。他老了，明知自己是对的，也认错了。”（《欧阳修传：俗世的圣人》）
04
王安石变法中，争议最大的，就是青苗法。
仁宗一朝还在世的名臣，那些当年和范仲淹一起变法的改革家们，几乎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都是青苗法的反对者。
面对变法，欧阳修起初一直保持沉默。他老了，只想远离朝堂斗争，安享晚年。然而，青苗法一出，还是让他忍无可忍的，成为了反对派中的一员。
青苗法，为什么会引起滔天争议？
无论是宋代，还是当代，最流行的一种解释是：
青苗法的本意是好的，是要利国利民；但在执行中，出现了大量问题。比如强迫农民借贷、提高利息、巧立名目……
这种简单粗暴的解释，更像是一种“君子小人”的道德二分法：同样的政策，君子来执行，效果就是好的，小人来执行，效果就是坏的。
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像废话一样，毫无解释力。
因为世界上任何政策，都是由不同的人来执行。王安石变法中还包括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为什么就没有像“青苗法”一样引发滔天争议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理念之争，欧阳修、司马光这些儒家君子们忌讳朝廷逐利，而王安石崇尚理财；有人说是南北差异，王安石变法在经济发达的南方效果较好、在北方效果较差……
我看了很多史料，始终没有搞明白。
但是有一天，想到日常生活中的借贷现象，我突然明白了。
05
放贷，是最常见的生意之一。
理论上，这门生意人人都可以做。比如说，某人写个欠条，借你一万块，明年还你，附带一千块利息。
但现实中，做这门生意的人不多。很多人宁死也不愿意借钱给别人。因为做这门生意，是需要专业技能的。犹太人甚至把放贷，视为一门精细的“手艺”。
如果人人都能通过放贷赚到钱，那还要银行经理干什么？
青苗法，说白了，就是放贷。在古代，所有的借贷，都是高利贷。青苗法的利率是20%，实际中很多地方达到了30%甚至40%，跟民间的高利贷，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过去，人类的生活高度不确定，人的寿命很短，各种自然灾害、人为灾害非常多。那个时候利率普遍非常高，年利率从30%到60%都不奇怪。”
——《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王安石是理财能手，他主政地方时，探索青苗法业务，做得很成功，所以掌权后选了几个地方匆匆实验了一下，还没取得什么结果，就急匆匆地推广到全国各地。
面对铺天盖地的争议，他说，青苗法很简单很具体，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这就像一个银行经理说，放贷赚钱很简单。我教你三点核心技巧，我的成功，人人都可以复制。
在王安石或者银行经理眼中，这确实是一项简单具体的业务，没有任何复杂的理论和主义，不需要大家争论不休。
但问题是，成百上千的基层官员，真的能复制王安石的成功吗？
世界上最常见的一种逻辑谬误，就是以偏概全。很多人通过炒股发财致富了，就能论证出全世界人民都可以通过炒股发财致富吗？
朱熹反思说，“王氏能行于一邑，而不能行于天下也。”
很多地方强制借贷、提高利率、巧立名目，可能不能用君子小人的道德逻辑去解释。
在某些地方，如果违约风险高，那就势必要提高利率，才能保证不亏钱。
如果借贷的人特别少，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放贷指标，那就势必会采取一些手段。
为了保证信贷的安全性，最需要钱的穷人借不到钱，不需要钱的富人却被鼓励借钱，这本就是金融领域的常态。
官府搞金融，并不会改变金融的底层逻辑。
06
放贷生意还有一个特殊性：
当债务人不能按时还钱的时候，势必需要动用一些不体面的手段：上门催债、日常骚扰、言语威胁、把对方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搬走、强迫对方卖地卖房甚至卖儿卖女……
这种事，大宋的地主富农们可以做，但官府可以做吗？
官府这样做了，百姓会怎么看？
官府不这样做，怎么保证贷出去的钱能收回来？怎么形成威慑力，让人们不敢当老赖？
现代社会有成熟的银行系统、商业法律、征信系统，但催债依然是一个大难题，更不要说北宋。
韩愈为什么冒着丢官获罪的风险紧急叫停了青苗法？
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风险：
到了五月，眼看青州境内春季发放的“夏料青苗钱”至今没有一户偿还，按照朝廷命令，“秋料青苗钱”的发放又已迫在眉睫。欧阳修感到，长此以往，必将后患无穷，他为此深深忧虑。（王水照、崔铭《欧阳修传》）
时间到了，还没有一个老百姓来还钱。
怎么办？放贷业务还要继续扩大吗？要制造更多的债务和更多的债务人吗？
和银行经理不一样，欧阳修最焦虑的，还不是经济风险，而是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
当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还不上债，到时候怎么办？让如狼似虎的衙役们拿着武器去挨家挨户地收债吗？这么做又会引发什么后果？
关于借贷，有一些人人都明白的朴素常识：
第一，还钱，是世界上最难的事。
当初为什么借钱？不就是因为穷吗。先借钱活下去再说，哪管能不能按期归还。如果一切正常、顺利的话，也许可以按时还钱。可是穷人的人生，有多少人能一切正常、顺利？
今年天灾、虫害，明年就一定没有天灾、虫害吗？今年生病了，明年就不生病了吗？古代的生存条件这么差，一个农民今年借了钱，能不能活到明年，都是一个未知数。
第二，讨债，亦是世界上最难的事。
如果你善良温和，就会激励债务人拖延、甚至当老赖；如果你为了追债冷酷无情，既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也可能会逼发出对方的恶意。讨债者和债务人之间互相暴力伤害的案例，从古至今层出不穷。
这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讨债者会不择手段，债务人也会想方设法讨债。富弼拒绝执行青苗法的理由就是：如果依照朝廷法令放贷青苗钱，将来必然导致贫民逃窜，青苗钱收不回来，衙门的人还得跟着一起赔钱。
这样的逻辑推理，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智慧，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
大量官员反对青苗法，还因为一种道德困境：
寒窗苦读儒家学说，参加科举拿到官职，难道就是为了放高利贷，向百姓催债？
催债，于人于己都是一件残忍的事。但问题是，这本身就是放贷这门生意的一部分。民间放贷者要催债，催债时可能会面目狰狞。难道官府放贷就不用催债了吗？难道官府催债时就会温文尔雅吗？
苏轼在民间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景象：
“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鼔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毎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质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复忍行之欤！”（《乞不给青苗钱斛状》）
为了刺激借贷，官府用娼优、娱乐、美酒来吸引农民借钱消费；收债时，导致很多人卖掉了老婆儿女，甚至投水上吊。苏轼说自己为之落泪，苏轼问朝廷于心何忍。
放贷这门生意，就是有这样幽暗的一面。民间做还是官府做，并不会有什么区别。即使一千年后的今天，也依然有人逼债，有人逃债，有大量冲突和悲剧发生，还有了一大批追债公司。
其实，朝廷做生意搞钱，历朝历代都有，比如盐铁垄断。但朝廷在全国范围内强推放贷业务，只有王安石变法这一次大规模实验。
后来的王朝为什么会弃之不用？
答案很简单，你去问一个身边的人：
你为什么不再借钱给别人了？哪怕可以赚利息。
07
公然对抗青苗法两年后，欧阳修去世了。
他的谥号，是“文忠”。文化的文，忠诚的忠。
作为一名大儒，欧阳修一生倡忠君思想、三纲五常。以至于他编写的《新五代史》，像是一本政治宣传手册。
宋之前的五代十国期间，很多士人为不同“国家”效劳，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然而，到了欧阳修编写的历史里，这些人都变成了大逆不道的贰臣，受到了强烈的道德批判。
欧阳修的传记作者认为，为了政治宣传，把历史当成小姑娘来打扮。这样的历史观，当然会受到皇帝的高度肯定，但很难说是一种进步。
作为一名传统的儒家官员，欧阳修当然忠诚于帝王和朝廷。不过，他的忠诚，并非一种无脑愚忠。对于朝廷的很多政策，他也会有严厉的质疑和批判。
比如他在颍州做地方官的时候，看到朝廷垄断酒的买卖，城市里设置专门机构酿酒，偏远乡村，百姓可以酿酒，但要缴纳很高的税。官府把酿酒后废弃的渣滓——酒糟（人和牲口可以吃，穷人可以作为食物）便宜卖给百姓，还以为是天大的恩德。
这种“为你好”，让欧阳修感到愤怒。
他写诗批判朝廷斤斤计较与民争利，官员不种地，却拿老百姓种的粮食酿酒赚钱。官员们品尝着美酒，老百姓却只能吃酿酒后废弃的渣滓：
田家种糯官酿酒，椎利秋毫升与斗……
官沽味醲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
不见甲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
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
——《食糟民》
晚年冒着贬官获罪的巨大风险对抗青苗法，也让人看到，欧阳修的“忠”，并不只是一种陈旧的封建思想。在他的心里，分明有着比朝廷和帝王更重要的存在，那就是民生。
刘子健先生分析欧阳修的忠君思想时提醒我们：
一方面，欧阳修认同忠君思想；另一方面，作为忠臣，他坚持道德和思想的自主权。
独立之思想，内心之道德，大概就是欧阳修不服从行为背后的原则和底气。
参考文献：
01.王水照、崔铭《欧阳修传》
02.刘子健《欧阳修：十一世纪的新儒家》
03.章敬平《欧阳修传：世俗的圣贤》
04.崔铭《王安石传》
05.吴钩《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
06.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07.刘守刚《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