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亮叔行动学 2024-04-06 15:02
01、市场还是官府？
1070年，司马光51岁。
神宗皇帝任命他为副相（枢密副使），司马光拒绝了。
他说：朝廷如今的政策和我的理念相反，没法开展工作。我也不想尸位素餐。
神宗：什么政策和你的理念相悖？
司马光：比如我反对青苗法，朝廷却坚持用它来害民。
神宗：政策没有问题，是下面执行的人出了问题。
司马光：根据我的观察，政策有问题，执行的人也有问题。
神宗：青苗法并不逼迫老百姓向官府贷款，不是强买强卖。那些逼迫百姓借贷的官员，我已经严肃处理了。
司马光：朝廷虽然没有规定强买强卖，但派人到各地监督地方官员们施行青苗法（给每个官员都派了指标，类似于银行经理必须要完成业务额）。这样搞，哪个地方的老百姓能避开“被借贷”？
青苗法，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为农民提供贷款。官府取代民间放贷者，成为最大的银行。
变法派认为，这一政策利国利民，农民得到了“低息贷款“，免于高利贷之害，政府得到了更多收入，财源滚滚。
这个逻辑对吗？
司马光不同意。他和变法领袖之一吕惠卿，有过一场著名辩论。
司马光说：那些贫穷的农民，生活艰难。青黄不接之际，常常要跟富农借高利贷，支付高昂的利息。普通的乡下富农，无权无势，尚且可以通过借贷剥削贫农（让很多人失去土地），现如今，朝廷竟然让有权有势的官府从事放贷，还让不让百姓活了？
（司马光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同样是借贷，你希望借富农的，还是官府的？官府硬要借给你时，你能拒绝吗？利息多少，可以商量吗？你愿意接受富农的催债，还是官府的衙役们冲进家里来催债？）
吕惠卿：你说得不对。放贷业务，富农做则害民，官府做则利民。
司马光：在我老家陕西，官府放贷之后，麦子还没熟，就已经在催贷了。百姓苦不堪言。
吕惠卿：这不是政策的问题，而是执行的问题。
司马光和吕惠卿的争论。涉及到了一个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激励机制。
朝廷要保证新法的实施，就必须建立激励机制和考核标准。奖励那些通过青苗法搞钱多的地方官员，惩罚通过搞钱少的官员。
地方官员要想在这套激励机制下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升官）和损失最小化（避免被惩罚），就要搞到足够多的钱。
要搞到足够多的钱，有以下3条路径：
01.客户足够多。比如说，强迫不需要借贷的人借贷。官府为了完成任务，这种强行摊派，变成了普遍现象。
02.风险足够低。贷款给贫民，收不回来怎么办？必须降低风险。官府采取的措施，是强迫担保。结果导致很多担保者破产。
03.利润足够高。青苗法说是“低息贷款”，其实就是高利贷。真实的年利率达到了40%，这里面还有操作空间。因为借什么、还什么是官府说了算。有些地方，还私下提高了利息。
需要注意的是，司马光在和新党的辩论中，举出了大量事实。但他一开始反对新法的时候，并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逻辑和经验。
作为资深的官僚，司马光和旧党们熟悉官僚集团的行事风格和行为逻辑。
一千年后，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研究发现，非盈利部门（比如官府）中的每一个人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和市场中的商人并没有本质区别。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追求的利益，不是金钱，而是权力；他们取悦的不是消费者，而是上级。
一千年前的司马光和普通百姓也知道这一点。
比如神宗变法时代，王庭老、张靓两位官员在两浙路以新政的名义为朝廷疯狂敛财，老百姓都预言他们要高升，结果果然。
司马光反对新法，凭借的是几十年的官场常识，是逻辑和经验。宋神宗和吕惠卿的那套理论：官吏比富户更仁善、衙门比市场更可靠、政策很美好出了问题肯定是因为执行的人有问题……则是一种幻想和托词。
对五十岁的司马光来说，政治不是浪漫的幻想，而是残酷的现实。约束官僚集团不作恶已经很难了，更不要说积极行善、创造一个美丽新世界。
02、战争还是和平？
神宗变法，并不是为了惠民，而是为了搞钱。
搞钱，是为了准备对西夏和辽国的战争。收复失地，开疆扩土，建立赫赫功业。
这个目标，并不是什么秘密，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只是不方便公开宣传，毕竟，让辽国、西夏听到了，会作何反应？所以辩论时才强调新法是为了惠民。
司马光既反对搞钱的目标，也反对搞钱的手段。
他认为，战争是需要计算利益得失的。如果开疆扩土的代价是血流成河民不聊生，那显赫的功业又有什么意义。中原帝国和“蛮夷”们的战争，打赢了，得到一些偏僻荒凉的土地，得不偿失；打输了，搞不好毁家灭国，代价惨重。
他在诗中说：“何必燕然勒，苍生肝脑涂。”意思是，何必为了征服四海的雄图霸业，让百姓们肝脑涂地。
司马光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书生，他去过前线，经历过战争，也知道北宋军队的战斗力。
1044年巡视西夏边境时，他建议在边境地带增加城堡，甚至引发了一场战争，结果宋军惨败，三千多士兵阵亡。
更早几年的宋和西夏战争中，他看到朝廷为了增兵，抓壮丁时带来类似《石壕吏》的悲惨景象：
“自陕以西，闾阎之间，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号哭之声，弥天亘野，天地为之惨凄，日月为之无色。往往逃避于外，官中絷（抓）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
司马光认为，像澶渊之盟那样花钱买和平，并不屈辱；像汉武帝那样穷兵黩武，虽然威震四海，但搞得民生凋敝，并不值得向往。
“在皇帝、国家的面子与实实在在的民生之间，司马光更看重的是民生。倘若国家的虚荣、皇帝的面子需要牺牲民生来满足，那么，这种面子不要也罢。”（《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03、开源还是节流？
司马光和王安石曾经是朋友。
北宋存在财务困境，对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他们并没有分歧。事实上，当时所有的有识之士，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都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也都在积极地提出各种解决方案。
分歧在于解决问题的手段。
司马光认为，关键在于节流。朝廷冗官、冗兵太多、赏赐太多、挥霍太多。
比如冗兵，宋朝有百万大军，平均七八户人家就要养一个士兵，给财政造成了极大负担（何况这些士兵还缺乏战斗力，没什么卵用）。
再比如皇帝热衷于大肆赏赐官员，这类支出变成了财政上的无底洞。
王安石则认为，关键在于开源。有了善于搞钱的官员，朝廷自然会富起来。不增加百姓税赋，朝廷也能增加收入。
司马光反驳说，天下的财富不在民间就在朝廷，不掠夺民间的财富，朝廷的财富怎么可能增加？
其实，朝廷和百姓的收入有没有可能同步增长？当然是有可能的。比如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荣，更多的百姓参与商业，政府收到更多的税。
但神宗变法并非如此，而是一场国进民退的零和博弈。官府取代富户，垄断信贷市场；衙门取代商人，垄断百货买卖，连水果生意都变成了国营。
一味聚敛的结果，是搞到了很多钱，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市场，让无数人陷入了失业和贫困。
神宗看重的是富国强兵、开疆扩土，司马光看重的是民生。当两者不能兼得时，哪个应该作为优先级？他们出现了分歧。
搞到钱后，神宗不断发动战争，但结果并不理想。虽然把周边很多小“蛮夷“打得落花流水（进攻这些小“蛮夷”的目的之一可能是练兵，为大规模战争做准备），但对最主要的对手西夏和辽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反而在1082年对西夏的战争中折损20多万人。
三十多岁的神宗也因为这场战争的惨败而悲伤过度，从此染病，两年后去世。
他的孙子宋徽宗后来联金灭辽，收复了幽州等地，让宋朝达到了王朝边境的极致。不过几年后北宋就灭亡了。宋神宗通过变法聚敛的巨额财富，也在靖康之变后沦为金人所有。
这里存在一个永恒的经济问题：手段能否达成目的？是不是不惜代价搞到钱就可以实现梦想？是不是实现梦想真的会利人利己（而不是相反）？
神宗关注的是目标，司马光算的是代价。
04、自由还是专断？
司马光成长于仁宗时代。
仁宗一朝，被称为古代历史上最自由的时代之一，所谓帝制时代的巅峰。
皇帝不会诛戮大臣，官员不会因言获罪，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可以在朝堂上共存。吴钩等学者，甚至把仁宗时代，称之为“共治时代”。
司马光、苏轼这代人，品尝过“自由”的滋味。
然而，帝制下的自由，是脆弱的。当新的皇帝想要结束“共治”，集中权力搞一言堂时，并没有一种机制来保障自由。
宋仁宗和他代表的那种自宋太祖以来的短暂传统（100年左右），只是一种例外，帝制时代的一种特殊情况。
宋神宗就不在乎这种传统，他强调“一道德”，统一言论，禁绝异议，派特务到处抓捕那些批评新法的人，甚至不惜以苏轼的诗歌兴起大案，把诸多反对者牵连其中。
司马光则珍视宽容政治的传统。他认为，统治者只有广开言路，听取不同意见，才能避免误入歧途酿成大祸。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能够兼听则明，小人却总是自以为是。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道德修养，更不在于新旧两党水火不容。哪怕在现代政治中，不同派系之间无休止地争吵、冲突与斗争，也是寻常现象。哪怕是英美的议会，不同党派，不也整天吵架吗。
问题在于拥有最强伤害权的皇帝如果不想宽容，怎么办。
神宗上台以来，为了集中权力、强化皇权，不惜严刑峻法、大兴昭狱，制造一种白色恐怖氛围。人们只能保持沉默，敢怒不敢言，甚至只敢记恨到王安石头上。
其实很多类似“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和大案，都是神宗一手主导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学会恐惧和服从，不要老有自己的想法。
宽容政治的短暂传统，不杀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对皇帝本人，并不是一种硬性约束。后来的宋高宗诛杀岳飞时，也不在乎什么祖宗之法。
帝制与自由，本身是冲突的；帝制与宽容，本身就不兼容。
结语：昨日的世界
司马光、苏轼这一代人的境遇，有点像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
作为幸运儿，他们享受过自由与繁荣，也见证了自由与繁荣的一去不返。他们奋力捍卫的那副盛世图景，终于在时代的浪潮中，被雨打风吹去。
晚年的司马光重返朝堂主持大局，但已经力不从心、时不我与。年老体衰的他发现朝廷中满眼新党，自己认识的人不过十之三四，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他形容自己“如一黄叶在烈风中，几何其不危坠也”。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所珍视、所捍卫的那个“昨日的世界”，也早已如黄叶一样被烈风吹远。
1086年，63岁的司马光在心力交瘁中去世。41年后，北宋灭亡。
参考文献：
01.赵冬梅《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02.李昌宪《司马光传》
03.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04.周文翰《孤星之旅：苏东坡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