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风灵 2024年08月24日 20:04
众所周知，米塞斯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终其一生，都不遗余力地捍卫自由市场，捍卫私有财产，但人们往往忽视了米塞斯对和平的高度关注。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年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的三四代人，绝大多数都没有经历过战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都全心热爱和平，反对战争。
长期以来的大众舆论，特别是各种文艺作品，仍然让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优势体现在战争之中，大杀四方，征服外夷的武功值得夸耀。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也随处可见“终有一战”，“不惜一战”的喧嚣。
这其实是一种前现代的思想，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思想。直到二三百年以前，世界各地的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为主，而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国家占有的土地越多，附随土地的人口越多，就越强大。因此，即使战争会流血，会带来死亡和痛苦，那也是值得的。不仅是中国，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甚至歌颂战争是“万物之父，万众之主”，后世许多人也一直信奉这种观点。
然而，战争是动物的本能，而非人的特征。如米塞斯所说：“唯一使人类得以进步并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是社会合作。唯有劳动才是生产性的：它创造财富，从而为丰富人的内在奠定了外部基础。战争只能破坏，不能创造。战争、屠杀、破坏和毁灭是我们与丛林掠食性野兽的共性；建设性劳动是我们人类的独有特征。”而要让社会合作得以发展深入，和平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不是战争，而是和平，才是万物之父”。
我到加拿大后，和许多国人一样，发现加拿大人那是真的懒散，字面意义上的“磨洋工”。比如，正常情况下，寄枫叶卡也要寄6-8周；几个月可以修好的工程拖几年；上班吊儿郎当，不要说加班，有点什么大小事情吹风下雨都要停工；除了各种节假日外，每年带薪假期少的4周，多的长达6-7周，等等。
有人肯定心理不平衡了，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裕，而加拿大人这么懒，却是发达国家？别的原因先不说，至少有一点就是远离战争。比如，我们这个海边小城建于1785年，这两百多年来，几乎没遭遇什么战乱。有一些军事遗址如炮台建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但实际上没打过什么仗。200多年内外和平，加拿大国内政策也基本稳定，加之有丰富的资源参与世界市场，这就是人家躺平的本钱。
与此类似，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维也纳会议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也大体处于和平时期。米塞斯描述为“国内的政治和宗教的迫害已经停止，国际战争也变得越来越少。乐观主义者已经在欢呼永久和平的时代的降临。”特别是英国凭借强大的皇家海军，控制了全球许多重要航线，确保了海上贸易的畅通无阻，这被认为是全球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之一。加之英国大力推动世界自由贸易，从贸易中获利远胜过了战争，由此成为了世界霸主。
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过战火基本没有烧到美国、英国及其主要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本土，这保障了经济体系的基本完整，并为战后重建创造了条件。二战后近80年的和平时期，不但让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得以恢复，还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相比之下，这两三百年来，中国大部分时期都是在动荡之中度过，有外敌入侵，也有内战争斗，还有艰难探索时期，1978年后，才明确选择“和平与发展”。至今不到五十年，就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管是总GDP还是人均GDP，都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如果能够再坚持和平发展四五十年，把其他国家甩几条街也不是奢望。
既然社会合作是人的特征，那么，促进合作更广泛深入的政策才是好的政策，破坏合作的则是坏的政策。而这就是战争之恶。米塞斯举例道：“自给的农民在自家农场上生产他们及家人所需的一切，他们相互之间可以发动战争。但当一个村庄分裂为不同派别，铁匠在一边，而鞋匠在另一边，其中一个派别将不得不忍受缺少鞋子的痛苦，而另一个派别则缺少工具和武器。”
但这不仅仅是战争爆发后的情况，存在战争可能性本身，就会极大地影响经济活动。“只有在持久和平有保障的社会中，劳动分工的不断强化才有可能。有了这种安全保障，劳动分工才能发展。没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劳动分工就不会扩展到村庄甚至单个家庭的范围之外。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周边村庄的农民向城镇提供谷物、牲畜、牛奶和黄油，以换取城镇居民的制成品，已预设了至少在相关区域内和平是有保障的。如果劳动分工要涵盖整个国家，就要排除内战的可能性；如果要涵盖整个世界，就必须保证国家间有持久的和平。”
年长的人应该还记得当年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上个世纪60,70年代，为了备战备荒，中央将重要的军事和工业设施迁移到内陆深处，以确保战争爆发时，这些设施不易受到敌方打击。我的老家在四川大山里，也建设了不少军工厂，其成本之高昂可想而知。改革开放后，这些花费巨资建在内陆的工厂很快就显示出经济上的劣势，大批被淘汰。而沿海沿边等条件更好的地方，当时却无法得到发展。如果不是认为和平与发展将是持久的主题，长三角珠三角到现在也还是当年的原生风貌。
在和平年代长大的人，往往不理解战争意味着什么。米塞斯这样警告我们：“玫瑰战争时期的那种政治状况，会在几年内就让现代英格兰陷入最深重最可怕的苦难。如果没有找到阻止不断爆发内战的解决方案，根本无法达到现今的经济发展水平。像1789年法国革命那样自相残杀的斗争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我们现在的经济无法再承受类似震荡。一场革命起义会阻断食品和煤炭的进口，切断水电燃气的供应，这会让现代大都市的居民遭受极大的痛苦，哪怕只是担心会出现这样的动荡，也足以使城市生活陷入瘫痪。”社交媒体上那些动不动就“不惜一战”的人，连断网半天都受不了，又用什么去“不惜”呢？
既然和平如此重要，在米塞斯看来，各种内外政策都要为此服务。比如，所有人法律上平等的理由之一就是维护社会和平。因为不同阶级有不同权利和义务的社会中，几乎不可能保持持久的和平。同样的，实行代议制民主也是为此目的。因为政府的统治终究取决于多数人的意愿，而“民主是一种无需暴力斗争也能让政府适应被统治者意愿的政治体制形式。”其他的方方面面，如宗教，国家边界、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米塞斯的逻辑也始终如一，即奉行维护和平的政策，消灭引发战争的可能性。
（米塞斯相关引文出自《自由主义》）
